5 月初以來，美元呈走升上揚局面，對歐元、英鎊、加元均創近 6 個月以上的最高水準，此主要反映：

　　 (1) 景氣循環因素再受重視，美國 4 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及零售額的良好表現，已使得市場人士紛紛上修對美國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另一方面，歐洲消費者及企業信心卻持續惡化，從而導致德國與義大利政府皆調降其景氣預測，事實上，過去一年來的資料顯示，美歐的景氣預期差距與匯率變動極具有相關性；

　　 (2) 美國 3 月份貿易赤字縮小，使得市場對美國經常帳赤字居高不下的結構性問題較不關切；

　　 (3) 歐洲的政治不確定性增加，使得美元成為避險貨幣，此包括義大利總理貝魯斯康尼的執政聯盟於 4 月底解體，新聯盟能持續多久仍是未知數；英國首相布萊爾所率領的工黨雖連續第三次贏得大選，但領先席次不如預期，顯示民意支持度有下滑趨勢，因此布氏提前交棒的可能性已隨之上升；德國執政的社民黨在近年來一連串的地方選舉中接連受挫，該黨為了振興左派聲勢，已轉為較具有反商傾向；法國及荷蘭將舉行歐盟憲法公投，結果可能均為反對，顯示歐盟政治整合之路的困難重重 。

　　另，儘管美國持續審慎升息，使得美歐間的短期利率差距擴大，但 1990 年以來的資料顯示，其與匯率 ( 歐元 / 美元 ) 的相關係數僅 0.26 ，遠不如長期利率 (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 差距與匯率的關連性 ( 兩者相關係數為 0.52) 。可見長期利率差距才是影響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但目前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為 4.1% 左右，反而較去年 6 月聯準會開始調升利率時為低，雖然德國債券殖利率更跌至接近 50 年低點，但今年以來兩者利差一直維持在 0.6~0.8 個百分點之間，可見聯準會升息對美元的助益有限 。

　　至於美元對日圓匯率，則一度於 5 月初貶至 6 週來最低點，主要反映：

　　(1) 受 4 月初以來的強烈預期人民幣匯率升值心理影響，使得與亞洲新興市場經貿關係密切的日本亦受熱錢流入的波及；

　　(2) 日本政府的最新調查顯示，日本企業的損益兩平匯率水準已從去年的 105.90 日圓降至 102.60 日圓，可見其出口商更能忍受日圓升值。

　　惟，隨著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於 5 月 16 日表示：「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不會屈從外界壓力，任何壓力和炒作，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都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為大陸官方迄今最強硬的聲明，顯見短期內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不大，從而使得美元對日圓轉呈小幅回升趨勢，即使日本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高於市場預期亦無助於支撐日圓 。

　　不過，美國政府的壓力並未因此稍歇，例如：其財政部於 5 月 17 日提交國會的半年度匯率報告﹐雖未將中國大陸列為貨幣操縱國，但隱含要求中國必須在六個月內放棄人民幣緊釘美元制度，否則將冒被指控為貨幣操縱國的風險。此外，美國商務部亦以「市場擾亂威脅」為由，對來自中國大陸的 7 種進口紡織品設限 。

　　 按，美國之所以一再施壓，除了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外，另一原因是根據聯準會編製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顯示，儘管美元自 2002 年初以來已下跌 14.1% ，但此幾乎完全拜美元對主要貨幣 ( 包括歐元、加元、日圓、英磅、瑞士法郎、澳幣及瑞典克郎等七種貨幣 ) 貶值 24% 之賜，因為美元對其他重要貿易夥伴 (OITP) 貨幣只下跌 0.4% 而已 ( 若與 OITP 的 2003 年 3 月高峰相比則跌幅為 5.8%) ，主要受人民幣釘住美元及墨西哥披索直到最近才溫和回升的影響 ( 兩貨幣占 OITP 之權值合計達 25%)。

　　惟，今年以來前述中長期匯率趨勢已呈反轉局面，即美元實質有效匯率指數於此期間回升 2.2% ，其中對主要貨幣升值 4.5% ，且於 5 月中突破 55 週移動平均數，為 2002 年 4 月以來首見，此從技術分析的觀點，顯示美元或將展開回升趨勢，至於美元對 OITP 貨幣則微貶 0.4% 。
　　
　　 展望短期未來，由於支撐美元走強的因素主要是美國景氣的強勁表現，另一方面，不利美元的因素如外貿赤字及人民幣升值問題則是暫時減弱但並未消失，由此可見美元回升之勢仍相當脆弱，隨時可能因美國經濟指標不如預期，或美國外貿赤字再度擴大而走貶。另，人民幣升值仍是勢之所趨，否則中國大陸可能面臨美國越來越強的保護主義壓力，人民幣若果升值，則屆時美元對其他貨幣或將亦呈弱勢 。